■赵轶峰

  很少会有人将目前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同人与自然的关系联系起来，更少有人会将气候变暖看成是引发新的国际冲突的地缘政治影响因素。然而，全球性的能源与粮食危机所形成的“金融风暴”前奏，与随着冰盖消融，临近北极各国日益加紧对该地区的争夺，让我们无法回避掩藏在这些现象下的“元凶”。

  在人类文明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正在陷入可能与自然关系失衡的危机。

  由此，它至少说明了这样的事实：“现代”的许多观念、制度、方式，不是最明智的维持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选择，而是由历史过程中的复杂处境造就的利弊兼具的状态。现代社会的观念要素源远流长，但其形成一种生活方式是在工业化时代发生的。工业化高度发展的时代，人们强烈感受到了生态危机的压力。无论工业化曾经为人类带来多少福祉，毕竟不能推卸与当代人类生态困境的干系。这个问题一半是技术性的，即通过充分关照生态环境代价的各种手段来调整工业的技术构成，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另一半是价值性的，即必须放弃以GDP之类缺乏人文内涵的尺度衡量发展的经济观、发展观和社会观，GDP必须与生态环境代价加减之后才可以成为一种有意义的价值量数。

  伴随工业化而形成了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这种由资本支配经济进而支配社会关系的社会形态有3个基本支撑体系：资本、工业、市场。它通过肯定所有人追求财富的欲望和权利而解放了生产力，但由于过度肯定私人财富占有的合理性而忽略对于私人追求财富行为设限的必要，因而既不能落实社会公平，又导致对于生态环境代价的漠然。它在通过工业创造财富的长期经历中，培养起把生态环境机体看作天赋于捷足先登者的原料的观念，造成人类对全球资源的争夺。人类则在争夺中，强化了群体利益自觉而淡化了人类同属的自觉。它通过日益全球一体化的市场体系，最大限度地利用世界发展的不平衡和区域差异，把工业产品变换为集中到资本持有者手中的通货，使所有的人日益依赖市场，从而日益脱离直接的自然体验，疏离自然价值，并通过日益复杂的技术、艺术、财经手段煽起消费主义的热情，引诱甚至绑架人们去消费未来，包括未来的生存条件。当代世界经济的许多重大问题是消费未来的文化倾向、制度安排造成的。

  资本主义的最大优势是它的自发性，即由于肯定人对财富和享受的欲望而使所有的个人有获得财富的可能性，由此使得经济创造力可以不完全依赖政治权力主体而由“看不见的手”生生不息地起作用。它的最大弊端是其内在道德失聪，其话语体系中道德根本不是基本要素，所以从其发展的最初时代直至如今，它都是各个时期征服、掠夺、奴役、剥削、控制的主要原因。由于它迄今为止仍然保有的经济有效性和历史惯性，当代人难以回避或者摆脱资本主义，但是必须遏制资本主义，必须继续从马克思就已经开始的对资本主义制度、文化的批判，必须探索其他可能性。

  我们必须摒弃把资本主义等同于现代社会的误解，探索把资本主义限制在一定领域的新的现代社会形态，克服资本主义在弥漫世界的过程中滋长起来的拜物主义文化，培育关照人类整体、群体、未来的以及有所节制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友好的制度安排和文化环境。

  我们切忌把以往人类的经历看作是荒唐的，不因对于环境的关注而否认或者贬低以往人类文明的意义。当代的环境保护观念有古老文明时代的思想资源来养育，但更重要的是在面对了现代生态问题的情境下才形成的，并且直接深入到价值、制度和生活实践的层面。

  我们肯定文明经历的价值，不主张简单地回归自然。文明其实就是在自然基础上创造人文状态的事情，它在自然许可的范围内组建、展现出原本只是作为因素包含于自然中但没有经过人的努力就不可能自行涌现出来的可能性。所以，文明必然改变自然的表象，如城市绝然不会自己出现，但其可能性全在自然之中，因而文明不是自然的对立物，而是自然展开自己的一种方式。但是文明的历程永远是对人性和人的心智能力的考验，人改变自然的程度超过自然许可的范围就会碰壁，而教训常常在人体验到成功之后才累积爆发。所以，人需要远见、智慧和一些原则。在当下的语境中，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文明不能走入发展主义的轨道，单纯的发展本身不能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价值，要考虑其代价，要追问它对于人类整体的含义。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